八字推命及其文化背景(一）

八字推命及其文化背景(一）

中国算命术可谓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作为俗文化的一种，算命术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作了深入浅出的运用，从而使命理扎根于汉民族的心灵深处。算命术是命理学家对传统文化、命理、民众心理综合运用而形成的一种民间技艺。一个中国人在成年懂事的时候，他的父辈就会告诉他关于命运的知识，并且会神情严肃地喻示他的一生将由命运主宰，这个人还同时获知算命术可以预知自己的前程吉凶。于是，算命术就这样一代一代地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而且由于人们思维的精密和演算经验的丰富，算命术逐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系统，这个系统也逐渐复杂化，以致于只有那职业算命家才能掌握。当我们看见瞎子算命家在掐着手指，嘴巴张合着，就知道他在运用这个系统给命主推算吉凶了。由于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非常关心自己的前程，加上占主导地位的天命意识的熏陶，人们认定人一生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死生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经商营利等，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的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力量，这就是命运。算命术能预示一个人的命运，而且还可以趋吉避凶，在这样的情况下，相信算命术的人就越来越多了，自古以来，上自帝王将，下自百姓走卒，无不趋之若鹜。那些职业算命家有如传教士一样在传达散布关于命的思想，因此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古代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思想能象算命术那样普及和深入人心。但与此相反，自古以来也有不少明达之士对算命术提出了怀疑、批判，甚至全面的否定。一个人如果连命运都不承认，那么就不要奢望他去相信算命术。墨子似乎就反对信奉命运。墨子说：“王公大人，蒉若(意即假如)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息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府，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维矣”(《墨子·非命》）。如果天下的人都相信成败得失完全取决于命运，那么个人可以不必勤劳努力，只有静候吉福光临了。这样一来，王公贵族比如会倦怠治理政务，农夫、妇女必然懒得不跟耕种和织布，结果就会导致“天下必乱矣”。屈原也在《楚辞天问》中疑惑地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意即命运之神颠三倒四没个准，又怎么能够罚恶佑善呢?至于唐代吕才、宋代费衮、清代袁牧等人皆能洞悉其谬；近现代学者分析批判算命术的荒谬就更加细致详细了。我国大陆解放以来，算命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科学人生观的教育下，对算命的迷信色彩有了逐步的认识，觉悟提高后，对算命这一套也就持批判的态度了，靠算命混饭吃的人也曾消失过一阵子。但就总的情况来说，继续相信命运的群众不在少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商品意识的增强，人们祈求富贵，趋吉避凶的愿望更加强烈，求卜问卦，风水算命也就因此由冷落而再度盛行了。
算命术为什么在芸芸众生的心灵中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一千多年前，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面对诸多的难题和对前景的不可捉摸，固然会相信命运的存在，但到今天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台湾、香港为什么人们对算命术还热衷无减?真的有命运吗：算命术是否真的那么灵或是一堆一钱不值的烂絮?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不可能是简单分类的精华和糟粕一般的情况都是二者的柔合，只不过各自所占的比例不同罢了。这应该是我们审视文化遗产的基本观点如果中国的算命术全是糟粕，全是胡说八道，那么它不可能在民间久盛不衰；如果说中国的算命术是一门科学，是未来预测学，但许多问题它无法预言或并不准确，而且构成这门“科学”还有许多唯心的成分，当然，就象今天的科学无法对气功作出合理的解释一样，命运，算命术之中还有我们目前无法把握的规律或必然性，但除此之外，命运也好，算命术也好，是否还有我们今天能够认识和总结的“合理内核”?答案是肯定的。算命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叫做命理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诚然它既有秉承传统
文化精粹的一面，又有唯心迷信的色彩，因此研究命理就可以逐步揭开长期以来覆盖算命术的神秘面纱，披沙拣石，算命术的理性与虚妄就会呈现出来。此外，算命术还是中国民俗和社会心态的最充分的反映。算命家首先掌握的应是攻心术，只有侦破人们的心理祈求，才能在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的推演中把人们导向一个理想的彼岸，只有这样算命术才有市场，职业算命家的饭碗才可以永保无虞。例如中国人一向有强烈的“当官”意识，“学而优则仕”一向是读书人的圭臬，是古代中国人活泼的心态。一般百姓升官无门，但黄粱美梦世代延续，回味无穷。有官则贵，这种“官本位”的强烈愿望反映在命理就是贵为第一好命，世人祈求的最高愿望就是这种显贵通达的好命；中国古代社会升官就会发财，对财的追求仅次于官，有时求财是求官不得而无奈从之，但等到家财有加，也常常拿些钱出来捐个什么官儿，因此虽然有财是第二好命，但官运亨
通、财源广进实际上是综合在一起成为一生的最大追求，试想官而无财，能是第一好命吗?算命术有这样丰富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细致深入的总结
研究，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大有禅益的。